来源:中国教育报
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势在必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孙诚
引导部分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高等教育适应和服务经济新常态,助力创新创业、产业转型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经济战略的实施有着十分的重要意义。当今,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使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2014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713万人,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突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而各地众多企业又难以找到所需的大量应用技术型人才。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错位,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其制度性根源来自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从现实角度看,大学生结构性失业反映出高等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科学技术这些外部关系的失调,要求高等院校要更加根据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要求,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学模式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变革。英国学者巴巴德波勒斯在回顾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时说:“调整教育目标以适应数量上的新压力及新的社会需求,主要的途径是进行教育结构的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
虽然高等教育类型划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分别归类,旨在使所有高校能够各就各位,明确各自发展方向,朝着正确的发展目标,制订合理的发展规划。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由于受传统的“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和政策导向不明的影响,许多原来单科性学院纷纷改为“学科齐全”的综合型、学术型高等学校,许多专科学校一经被批准升为学院后,也就沿着前者的思路办学,失去了原有学科的优势。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人才市场越来越需要的是多层次、多规格、实践能力强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引导高校分类发展,解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与单一化的发展目标的矛盾,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急待解决的难题,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从国际经验看,欧洲国家对应用型高等教育普遍重视。在新的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欧洲发达国家都及时从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科类等方面进行了调整,通过教育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的适切调整与匹配,使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多元化扩张阶段,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侧重于增加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在横向整合阶段,侧重推动高等教育机构的横向合并与重组,着力发展应用型大学,优化教育结构;在纵向整合阶段,侧重于强化综合性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之间的联系,促进二者之间的融合,共同发展。总体来看,其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中央政府,目标是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效率、有效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
如今,瑞士、芬兰、荷兰和德国等国应用型高校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分别达到34%、46%、65%、29%,有效地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德国三分之二的工程师、三分之二的企业经济师、二分之一的计算机工程师都是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在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促进德国的技术和技能积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保持德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国家发展战略看,特别是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在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一节中专门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深化相关领域工程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若是站在这个高度上看,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尤为必要,为产业升级所必需,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经济转型的呼唤。
早在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明确提出要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同年,6月2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随后,教育部积极回应,指导建立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开展对应用型大学的内涵、特点、核心指标、持续发展的研究,组织专家团队,深入高校和地方开展了广泛调研,举办多场研讨会,汇集几百所高校、企业及国际相关研究领域专家共同探讨应用型本科高校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历经两年已日趋成熟。在“十二五”全国教育规划收官之时,“十三五”全国教育规划即将启动之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强调坚持试点引领、示范推动、强化评价引导等方式,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一是办学思路要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二是办学方式要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三是人才培养定位要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四是人才培养目标要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从而实现转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提升。为此,又提出“四个坚持”的基本思路,即坚持顶层设计、综合改革;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地方;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坚持省级统筹,协同推进。并提出了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以及配套政策和推进机制。其中提出要加快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和评估标准,开展转型发展成效评估。
《指导意见》的发布不仅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重大变革,也将成为引导高校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刚刚发布的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重要精神,更增加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信心。相信《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将大大加快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的步伐,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更加同步前行!
转型发展将筑实高校分类体系根基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马陆亭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需要确立部分高校应用型的类型定位和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责使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构建产业新体系,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近期,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使高校分类体系建设迈出了关键步伐,并将有效增进教育与社会的契合,满足人们的多元成长需求。
高校模式趋同是一个实践性难题
“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是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其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提出过相关的要求,只不过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推进使得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越来越突出。
过去我们的高等学校也有体系,如“博士授予大学、硕士授予高校、普通本科高校、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等,只不过这些分类的层次色彩太浓,致使大家盲目升格、求大求全。
高校分类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道理大家都明白,关键是实施。为什么高校分类难以形成共识?因为结构是客观的而分类主观的,把复杂的结构进行简单的分类,怎么分好像都不尽人意,看似简单却总难有进展;为什么高校定位难以落实?因为好的标准单一,谁不想更上一层楼,谁不想奔个更高的目标;为什么高校趋同现象必须解决?因为大学已走出象牙塔,高等教育需要融入社会。因此,高等学校需要以自己的特色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功能在不断扩展,高等学校从单一的传统大学模式走向了多样化办学模式,而其中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最具活力。在发达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应用型高校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德国的工业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法国的工程师学校、英国的城市大学和多科技术大学、美国的专门学院等,它们有些还进化成举世闻名的研究型大学或最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如果将“创新”比喻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的话,那么“应用”就是维持其良性运行的血液。
确立应用型高校类型是奠基性的制度安排
十几年来,围绕高校分类产生过不少的方案设计,但都难以实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理念无操作,很好的思想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这次,《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顶层设计、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和评估标准等,就是一种很务实的制度安排——不仅提出方向,而且给出实施路径。这种安排必将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首先要明确,转型发展是国家战略。转型发展不仅是理论概念,更是行动实践,是基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与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国家重大战略有呼应关系;是关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向和方式的重大调整。相关高校对此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有深刻认识。
其次要清楚,转型发展有顶层设计。国家发展不仅需要坐而论道的理论家,而且需要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目前,我国学者发表论文数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引用率世界第四,但我们还不是创新型国家,我们的制造业总体距产业链前端还有差距。部分高校转型发展是对我国高校体系的重新设计,而推动的重点就是应用型高校建设,这也是我国目前高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这一整体设计包括院校设置、招生计划、拨款制度、治理结构、学科专业、人才模式、师资队伍、招生考试、评价制度等多个环节。
第三要知道,转型发展依据强大的社会需求支撑。全国高校毕业生每年有700多万人,压力很大。可按当年价格,笔者计算了国内生产总值与普通高校毕业生数的比值,结果分别是1993年6.19、2003年7.23、2013年8.14,变化并不明显,甚至经济增长还高于教育增长,可见二者的不适应主要是结构和观念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世界加工工厂和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将为应用型高校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要明白,转型发展基于众多高校的发展愿望。在国家出台部分高校转型发展政策之前,许多地方高校基于社会需求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已开始自发探索起“服务型、应用型、技术技能、行业特色、区域特点、创业型”等多种新型高校发展道路,殊途同归,驻马店共识的取得即表明了这部分高校的共同心声。
转型发展重在实践
这里的实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转型高校要加强实践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区域发展需要的新型办学模式;二是这种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训练,培养真正满足行业企业岗位要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方向、理念有了,落实、实施就成为关键,而这仍需要改革创新。改革的主要方面有:
教学模式。现代技术需要遵循科学原理,不知原理技术很难进步;技术又是习得的,需要真实环节训练。因此理论教学和实践培训是应用技术大学最基本的育人方式。所以,《指导意见》规定的实训实习课时必须占专业教学总课时比例达到30%以上,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把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作为毕业设计选题来源等具体措施,就是要用制度性因素来保证实践环节教学。
办学模式。它非常关键,制约教学模式,我们常说的千校一面指的就是办学模式,我们的高校转型是否成功也主要看办学模式。我们现在倡导的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加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就是希望能在办学模式上有所突破,实现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治理模式。应用型高校需要与区域经济发展融为一体,需要积极开展与产业、企业的合作,因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仅仅是一种办学模式,更是一种基本的治理模式。这类学校需要多方共治,我们需要把管理的思维转向治理。省级政府要支持转型高校开展理事会、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教育集团等改革探索和建设。
教师标准。转型是否成功,教师是关键。教师没有实践能力和产业视野,怎么能够要求学生具备这些能力呢?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作为上世纪新产生的一类高等学校,要求所有教师必须有五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还大量聘任来自企业界的兼职教师,注重与区域产业结构的紧密结合,办学模式、教学模式与传统大学明显不同。因此,转型高校需要调整其教师结构,在岗教师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或开展定向培训,新进教师应该有产业工作背景,还需聘请企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建设带头人或兼职教师。新型高校需要新型教师。
重拾“对‘手’的教育”是对我国当代应用技术型大学价值的基本尊重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 牟延林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一批地方本科高校已站在了“而立之年”的节点上。30多年的沧桑巨变,成就了地方高校人的办学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人才供需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地方高校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愈加严重,“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低”的“三低”状况日益加剧,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的新机制,迫切需要适应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要求,迫切需要重拾对我国当代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基本尊重。恰逢其时,国家三部委“22条转型发展”重大决策应运而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重技重能”时代的来临,标志着“对‘手’的教育”的理性回归。为此,笔者概括为“五个重拾”:
一是重拾“迷失”的当代大学价值。也就是解决当代大学价值使命的问题。世界一流的应用技术大学、以及我国少许地方本科高校业已转型的成功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应用技术型高校是以培育“动手能力”为核心的专才教育,是强调“实践性”的教育类别,而非教育层次,更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分,只是分类定位不同。其肩负着“四大使命”,即:培养高层次应用人才、开展应用研发创新、服务就业创业和区域发展、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价值使命。从而实现“四个转变”,即:把地方高校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
二是重拾“迷失”的学习者属性。也就是解决我国当代应用技术型大学服务主体的问题。学习者的属性决定大学的形态,引领大学价值导向。笔者一直认为,大学的学习者有“五个身份”,也就是有“五个属性”,即:受教育者、投资者、消费者、决定者(支持与颠覆“双重角色”)、成长者。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的第一“顾客”,教育者理应从“功利”回归“平凡”,以德化人,以情感人,更加关注学习者的心理、尊严与灵魂,让心理更健康、让尊严更体面、让灵魂更纯洁,为学习者不断创造成长成才成功的价值,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劳动者、合格的职业人,而培养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正是应用技术型高校基本价值的集中体现。
三是重拾“迷失”的培育模式。也就是解决我国当代应用技术型大学人才培育模式的问题。学习者的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历程,而应用技术型教育仅是整个成长环节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和转折点,其培育目标的达成需要“前衔后接”的奠基,需要与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融通。也就是说从幼儿园、小学至高中都应强化“对‘手’的教育”,让学习者从小享受“动手”的乐趣,把基本生存技能、日常生活技能、文化传承技能和技术创新技能贯穿学习者成长的全过程,让动手教育呈现出潜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推进应用技术型高校真正建立起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实现“三个对接”,即: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有效对接,真正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穿到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到实处。
四是重拾“迷失”的师资保障。也就是解决我国当代应用技术型大学请谁来教的问题。学为主体、教为主导,师资是基础保障。笔者认为,转型发展的地方本科高校应该把师资分为理论教育岗与技术教育岗“两大类”,并按“存量教师”和“增量教师”综合考虑。存量教师主要指现有传统师资培训提升技术教学能力的教师,增量教师主要指新增师资主要来源于企业行业且具有一定企业经历的教师。在此基础上,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调整教师结构,改革教师聘任制度和评价办法,重点引进行业公认专才,聘请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作为专业建设带头人、担任专兼职教师。通过绩效考核增强教师提高实践能力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实现“两个转型”,即:教师知识结构转型和能力结构转型。
五是重拾“迷失”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解决我国当代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动力不足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起步晚,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地位、作用缺乏法规保障。“三部委22条”,为转型发展定做了“压舱石”和“定心丸”,明确办学方向和运行机制等重大事宜。推进落实“四个自主权”,即:考试招生、教师聘任聘用、教师职务(职称)评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按“两个标准”,即:应用型高校设置标准和应用型高校评估标准,开展绩效评估。加大“两个支持力度”,即:对改革试点统筹给予倾斜支持,加大对产业发展急需、技术性强、办学成本高和艰苦行业相关专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使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型大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使来之不易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0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步履维艰。伴随着我国应用型高校创新制度的不断完善,一批又一批地方本科高校必将会找回“迷失”,重塑尊重和尊严,焕发“而立之年”的活力,成就转型发展的梦想,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当代大学之林,令国际高等教育刮目相看!
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规律 推进高校转型建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史薇 陈建伟
高等教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它是人口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历史、制度环境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适应并引领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必须适应并促进受教育者的多样化特征与就业能力的提高。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人口结构变化和入学规模扩张产生的教育需求多样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等因素,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要驱动力量。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大规模应用与普及大大提高了对熟练掌握各项专业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技术创新推动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20世纪70年代前后工业化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纷纷超过50%,产业结构转型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加之二战结束以后的婴儿潮推动,1970年前后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遍提高,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选择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打破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建立应用技术大学,以优化平衡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结构。
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技术创新也具有创造性破坏的特点,沿着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描述的新生事物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创新活动创造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产业,另一方面创新活动将破坏原有的一些技术、业态和产业。由于既定时期的高等教育总是适应当期的技术、业态和行业,当技术创新产生了破坏效应,原有的高等教育发展结构和模式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如果不适时转型调整,将难以适应和引领新技术时代的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创造性破坏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递减和老龄化的加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国家相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诸多重大发展战略,既意味着我国未来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增长点,又可能会对旧有的技术、业态和产业造成破坏性效应。适应原有技术、业态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将面临创造性破坏效应的冲击。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与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越来越突出,主要体现在部分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出现滑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供给不足。在此背景下,适时推进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是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必然要求的重要举措。
我国已经具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地方高等院校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和人口结构不断变化,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尤其是独立学院的发展面临的生源危机不断升级,部分院校在招生阶段甚至面临“零投档”的困境,生源质量不断下降。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面临的发展危机,根源在于其外延式发展道路,办学定位与综合性大学趋同,办学特色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教育质量与毕业生就业能力薄弱等问题愈发突出,导致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结构出现失衡。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普通高等学校是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体,推进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一是要落实省级政府统筹责任。在落实中央教育方针和把握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趋势方面,省级政府具有较大的行政和财力优势。落实省级政府的统筹责任,实质上是在省域范围内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更好地引导地方普通本科学校转型发展和服务地方经济。二是要加大对试点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管理模式的同质化导致地方普通高校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同质化。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强化试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大对试点高校的政策支持。要在规范省级政府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管理和评价相分离,实现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三是要创新试点高校经费筹集模式。要积极争取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探索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模式)。高校转型过程中的发展经费筹集引入PPP模式,一方面可以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社会资源办学的积极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中央适时提出推进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转型院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据测算,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缺口达到了2200-3300万人。能够培养市场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院校,必然会受到学生的青睐。因此,向应用型方向转型为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提供了新的政策红利。转型院校需要调整办学目标以满足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更好地将自身优势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结合起来,在保障本科层次教学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实现学生的“保本增职”,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借助转型优势将办学危机转为新的发展机遇。
转型与突破:完善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重大举措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史静寰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这使近年来一直在实践层面进行的将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变为应用技术大学,加强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工作正式成为国家教育改革战略,成为政府政策明确推进的重要工作。如果将这一文件放在中国社会及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剑锋所指并非仅仅是那些需要凸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性的普通地方本科院校,更是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再造,是政府面对经济新常态和社会发展新时期所凝聚的新挑战,履行职责,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第三级教育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
当今世界已步入全球化3.0时代。逐渐变平的世界扩大了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平台,也使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和人才竞争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是现代世界的基础教育”,“本科教育正成为许多高技能工作的基本资格”。 知识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带来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传统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必须进行系统转型和功能再造。
从全球化视野审视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与煅造,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体、第二大综合国力国。支撑国家发展的高等教育也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大基数、高速度、短时间、低成本为特征,完成了由精英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过渡。但是中国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一直存在同质性强,内部创新要素发育不足,服务经济社会多样化需要的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表现越发突出。
目前中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但同时也是“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明确将“十三五”时期定义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在这一时期,政府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把培养多样性人才,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作为重要实施策略。《指导意见》的颁布,体现了政府对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和宏观战略进行的顶层设计。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国际社会倾向于用更具包容性、丰富性,更能体现终身学习内涵的“第三级教育”称谓替代“高等教育”。第三级教育包括中学后各种形式的教育,是传统高等教育形式和功能的拓展。从性质单一的传统高等教育转向内涵丰富的第三级教育系统,需要突破原有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藩篱,改变狭窄固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制度,培育新的教育机构和组织形态,形成能使不同人才脱颖而出的培养环境和机制。这正是中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方向。
《指导意见》虽然聚焦于部分向应用型转轨的地方普通高校,但改革的基础是“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改革的目标是“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指导意见》在指导思想部分明确提出“四个转到”: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这不仅为转型院校,也为中国建设和完善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
关于实施路线,《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争取地方、行业、企业的经费、项目和资源在学校集聚。作为中央政府文件,指导意见还承诺:通过招生计划的增量倾斜、存量调整,支持试点高校符合产业规划、就业质量高和贡献力强的专业扩大招生。将试点高校“双师双能型”高水平师资培养纳入中央和地方相关人才支持项目。在国家公派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中增加试点高校选派计划等。政策也是生产力,这些措施的出台表明政府积极运用政策杠杆和行政优势,统筹调配公共资源,鼓励吸引社会及市场资源,为深化高教改革,建设和完善内涵丰富的第三级教育系统搭桥铺路。
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相匹配,中国高等教育也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突破人才培养的制度壁垒,形塑一个同时注重应用性技能与学术创造性的第三级教育系统,以多样型人才培养体系,取代过去将学术置于顶端、将技能置于底端的“金字塔型”教育体系,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转型《指导意见》已在这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阶段的中国,无论是院校转型还是新型第三级教育系统的建设与完善,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调动市场、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激活院校主动改革、积极转型的内在动力,是更为艰巨的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转型的责任在地方”,要落实省级政府统筹责任;“转型的主体是学校”,要激发高校转型内生动力活力。《指导意见》还鼓励院校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支持,形成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动的发展格局。
高等教育既是投资,也是消费;既是服务,也是生产;既是积累,也是创新。其复杂性与重要性要求全社会的关注与参与。由政府出台文件引导部分高校转型发展是政府宏观规划高教改革、整体布局高等教育体系的应为之举;由市场和社会提供需求、环境和资源支持,助力高校转型发展是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由院校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院校发展目标,选择转型突破点,确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是值得提倡的院校及系统健康发展之路。
随着转型《指导意见》的颁布,中国新时期高教改革与发展的大幕已经揭开,建设和完善更多元和富有活力的第三级教育系统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这一伟大事业!